688｜于辛：从他的视角，我们看到了“氢弹之父”于敏先生的一生｜格致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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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辛：从他的视角，我们看到了“氢弹之父”于敏先生的一生
在他的眼里，父亲于敏只是个和蔼可亲的普通人。少年时代，于敏先生在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下，顺利从北大毕业。成年后，又将自己的力量奉献给更多的人。被称为“氢弹之父”的他曾说过，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那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
我父亲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事业才能走得更远。
特别荣幸今天能请到于辛老师，从家人的视角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遥远、神圣的重要科学家们，在生活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请您先跟我们讲讲于先生的故事。
于辛：我觉得要了解我父亲，应该从他的青少年时代开始讲起。在我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生活在动乱中，生活在日寇的侵略时。当时我们是国弱民穷、民不聊生，日本人的飞机经常在天空飞过。
在这种环境下，我父亲感到无力救国，认为只能好好地去学习科学知识。所以，在他心里从小就埋下了科学救国的种子。
在他小学毕业以后，离开家乡芦台镇，高中考入了天津市的第一中学。那时第一中学是天津非常好的一所学校，但是由日本人管理的。所以不到一年，父亲就申请转学到了当时的一所民办学校--天津木斋中学。
在高二时，他参加了木斋中学的综合知识考试。这个考试中，高一、高二、高三所有的题都出在一起，他考得非常好。有一位叫刘行宜的老师非常爱才，看到了我父亲的成绩，觉得在木斋中学会耽误他，就推荐我父亲去天津的耀华中学。
去耀华中学需要担保，他就给我父亲提供了担保。当时我的爷爷身体不好，收入也比较低。可耀华中学是个富家子弟的学校，从来没有收过穷学生。但正因刘行宜老师的担保和父亲出色的成绩，耀华中学破例收下了他。
我父亲进入耀华中学以后如鱼得水，耀华中学的图书馆让他印象特别深刻，藏书非常多。耀华中学的语文老师，在讲解历史和古诗时，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历史价值、作者的环境等均会讲明，让他学会了看问题一定要高屋建瓴，要从全局的角度去看。
耀华中学还有一位数学老师赵伯炎先生，他教会了我父亲做学问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每道题要了解怎么解、有几种不同的解法，要前后融会贯通。所以，耀华中学初步培养了我父亲的学习思路和学习方法。
在1944年临近毕业时，我的爷爷因为身体不好，只能把工作辞了，回到老家休养。这个时候面临着高考，对我父亲来说也就面临着失学。父亲在耀华中学的同学陈克潜先生知道了后，把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陈范友先生，陈范友先生所在的公司决定资助我父亲上大学。这样我父亲才考入了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有一件事情对我父亲影响非常大。在1949年快毕业的时候，他考取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但却得了伤寒，当时错误的救治使他患上了肠穿孔。
北京大学教务处知道后，让他从传染病医院转入北大医院。在北大医院，张金哲先生给父亲做了手术，成功抢救。但手术后治疗还需要阿莫西林（青霉素），那时价格很贵，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他没有钱。是北大的老师、同学们募捐，买了青霉素给他打进去，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在救治过程中，需要输血，北大的同学们排着队验血，血型跟父亲相同的赵凯华先生、孙亲仁先生给他输了血。同学们也自发排队轮流照顾父亲。这样，1949年10月1号，我的父亲在病床上听到了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段故事？因为我的父亲多次跟我们提过，人要学会感恩。在当时日本兵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的环境，更要有爱国精神，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科研生涯的三次转变
于辛：北大毕业以后，他考取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他的方向是量子场论的研究。1951年研究生尚未毕业时，因为家里很穷，胡宁先生推荐我父亲去了刚成立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在近代物理研究所里，我父亲跟大师们在一起，也是如鱼得水。
但是，因为国家的需要，钱三强先生找到他，希望他转到原子核理论的研究上。当时量子场论研究他刚钻进去，非常喜欢，但因为国家发展需要原子能事业，需要原子核理论，他觉得还是要转。
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他一干将近十年，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在1955年，由于他在原子核理论领域的出色研究，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在1959年，他和北大的杨立铭教授合作发表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1961年1月，钱三强先生又找到了我的父亲，希望他从事氢核理论的预研工作，父亲又面临着一次大的转行。因为在原子核理论上，他刚有所突破，且即将能有更大突破的时候，再次因为国家需要，他加入了氢核理论小组，开始了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
我的父亲多次跟我说，他非常喜欢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越抽象越好。但这几次转行，离抽象研究越来越远，最终转到了应用。事后他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课题，他不能有其他选择，必须全力以赴。
其实，1961年钱三强先生找我父亲谈话时，他还有一种想法，觉得我先把它搞完了，搞完了以后就可以回来。结果，从1965年10月的“百日会战”，到氢弹原理的突破，氢弹爆炸成功，中子弹的突破、核武器的小型化、武器化，到1996年我们国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他为了国家的需要，再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
改革开放后科学院恢复重建，1980年钱三强先生回到科学院时，多次找到我父亲，希望他到科学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但是，当时我们国家的核武器只是从无到有，离武器化、实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出于各种原因，核武器研究所的很多人员都离开了。在当时理论部的“八大主任”中，有四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物理科学家，其中，邓稼先先生到了院里从事领导工作，周光召先生调到了科学院，黄祖洽先生调到了北师大。如果父亲走了，这个队伍就又缺少了一个。这个时候，我国核武器技术正处于爬坡的关键时期，我父亲只能婉拒钱三强先生的邀请，继续从事国防核技术的研究，一干就是一生。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陈征：确实，刚才听于老师分享于敏先生的故事，非常感动，我也看到于老师的眼眶里闪烁着光芒。您能不能再跟我们简要分享一下，在您眼里，您的父亲于敏先生，在他和身边人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出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
于辛：刚才说到了，我父亲非常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再分享几个小故事。在天津耀华中学的时候，因为它是富家子弟学校，我很好奇他的同学是否会排斥他，因为父亲是个穷学生。他说不会，因为同学们有不懂的问题，找他来解答，他哪怕再忙，也要先把同学的问题解决了，再做他的事情。
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父亲是个非常刻苦的人。北大的理学院，就是现在的红楼，离景山很近。当时暑假，我父亲没有多少钱，不舍得回家，所以就经常捧一本书，到景山的小山坡上，在亭子里凉快地看书。我记得他跟我说，他有一本《电工学》，看了几遍没看懂，正好利用这个时间看了三遍，终于搞明白了。
在工作中，很多叔叔跟我说，找我父亲问问题有“三不论”。就是找他时，不论时间，不论地点，不论是物理、力学还是其他领域，他都会认真地去解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问题无论深浅，他都从来不嘲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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