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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故乡的泥土中带走了什么呢?他后来说他带走了对贫苦农民生活的“深感不平”。事实却非如此。毛泽东当时的老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记下了毛泽东谈论家乡的话:“人多务农,易于致富。”毛泽东说当农民容易致富,并未说农民的生活艰苦。
年轻时代,毛泽东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着《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的中文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毛泽东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也不承认义务与责任,批注写道:“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毛泽东却不以为然,认为,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他甚至还说,应该毁灭民族、国家、人类和宇宙,然后再予以重建。诸如此类。
这意味着,毛泽东的道德观,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以我为世界中心。
那时候,毛泽东还在为生活疲于奔命。
在北大图书馆时做管理员,毛泽东想跟来看书的文化名人们攀谈,但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些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这让毛泽东感到受了冷落,一直耿耿于怀,甚至认为“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后来,尽管他同时有几个女朋友,可以整夜跟女朋友做爱,甚至让邻居苦恼不已,也在小学找到了教书的工作,还给报纸投稿赚稿费,却仍觉得钱不够用。甚至还给朋友写信,说觉得只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样用体力的工作,比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
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了两百银元的差旅费,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向他敞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