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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ed on 2019-Jan-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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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現在扮演的這個角色(其實香港也是),根本上講也是美國安排的結果。中國共產黨經常說它的經濟改革比俄羅斯要成功,但是實際上這不是它的成功,而是美國和香港、臺灣海外華人聯合經營的結果,這是一個逆向經營。
六、七十年代的四小龍是冷戰結構的一部分,它本質上也是為了反對亞洲大陸的共產主義勢力而形成的一個小馬歇爾計劃,否則也不見得會輪到你頭上來;然後在九十年代以後,這個以反共為目的建立起來的經濟系統反向地對鄧小平和江澤民的中國進行輸血輸液。
這根本上就是一個和平演變的計劃,達不到目的的時候,最終就翻臉了。然後,臺灣輸入到中國的那些企業看上去就變成了風頭浪尖,好像臺灣人很不堅持原則,去把共產黨救活了。但是實際上九十年代搞的那些事情是在美國的默許之下進行的。
對於臺灣來說的話,只是把一批廉價勞動力換成了另一批廉價勞動力,而且很可能還不如到別的地方去找廉價勞動力,因為到中國去是要付政治成本的,到印尼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去是沒有這個政治成本的。所以這場遊戲當中,實際上臺灣是在給美國老闆執行政治任務而差一點把自己都搭進去了。
假如你跑到印尼去投資,你當然要招工,從賬面上看印尼或者印度的工資標準是很低的,你可以賺很多錢,但是你招工的時候發現願意報名的人不多,因為理論上存在的那些廉價勞動力實際上並不在乎你的錢。這是小共同體仍然存在的體現。印度有很多村落被說成是種姓制度或者其他什麼,但是實際上他們的共同體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就是說他們不需要錢。
但是,你如果到了廣州或者浙江,地方官僚其實可以使用極權主義的手段。你以前動員八百萬貧下中農來鬥地主或者是鬥資本家,現在你要動員八百萬貧下中農為外國地主資本家做貧下中農,而且還是不能罷工的那種貧下中農。
中國的貧下中農和廠妹是在公安局和黑社會的嚴密監督之下,你不只是不能罷工,平時的生活方式跟監獄是沒有任何區別的。如果不聽使喚,在毛澤東時代,不聽使喚的工人,黨委書記一聲令下就把你送去勞教了;現在呢,你立刻被開除。開除你以後,公安局會通知所有地方,讓任何人都不敢接受你。而且它還確實可以把你家裡面的女眷交給黑社會,讓她去賣淫或者做諸如此類的活動。
這種情況跟曼徹斯特的工廠主和剛果河的奴隸販子以及美國南部的棉花農場主是一樣的。曼徹斯特的資本家是自由黨人,反對保守黨人,推行自由主義全球化,減關稅,反對英國地主和紳士主張的那種穀物法(Corn Laws)搞出來的貿易保護體制。
與此同時,他們免關稅進口的棉花是從哪兒來的?美國南部黑人奴隸生產出來的棉花。美國黑人奴隸是從哪兒來的?奴隸販子和海盜從剛果河口搶出來的。全球化的下半截是建立在海盜行為和奴隸貿易的基礎上的。
1990年代以後的全球化,它的下半截也是建立在古拉格群島經濟學之上的。美國鋼鐵工人之所以失業,是因為他們被奴隸勞動擠垮了。這樣的結果就自然在十九世紀導致了南北戰爭,因為英國和美國的自由勞動力不高興被黑奴擠垮。在他們的眼中,奴隸種植園和奴隸販子用不公正的手段降低了勞動成本,因為自由勞工永遠不會接受奴隸一樣的勞動條件。
這個時候,按照人類固有的卑劣本性,大家就都要開始找藉口了。我看香港人和臺灣人背這個鍋最合適不過。比如說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國際輿論會認為,其實事情全都是你們搞的,就是你們亞洲四小龍這些心腸冷酷的亞洲人,尤其是見利忘義的香港人和臺灣人,把共產黨從垂死的邊緣救了回來,現在共產黨回過頭來首先咬你們,你們簡直活該。將來的輿論很可能是這樣。
這個輿論跟全世界所有時代的輿論、跟1939年痛駡張伯倫的輿論一樣,全都是不公正的。但是反過來說,輿論曾經公正過的時代,反正我是沒有見到過,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見到過。
當然,我對美國人的政治文化還是有點瞭解的,我很有把握地說,美國人會負責到底。任何瞭解美國人的人都知道驕傲的美國人是幹不出背棄自己忠實盟友這種事情的。所以,這件事情的後半截美國人一定會負責到底,是沒有問題的。讓你們去的,也會讓你們撤回來。但是如果有的人在這段時間內在中國過上了一種在印尼過不上的老爺一樣的日子,不願意走,那就是你自己要倒楣了。
你不要看現在共產黨在沒有被招安以前好像得到了很多美國的小弟都得不到的東西。這一點臺灣人有非常清楚的感覺。我要是臺灣人,我就會覺得:我是正統,我一直是美國的小弟;結果在陳水扁那個時代,美國反而說「你是麻煩製造者,你給我安靜點,別耽誤了我招安共產黨的大業」諸如此類的。
你想,梁山泊附近的那些良民就會有這種感覺。但是這是賭氣的話。梁山泊真要受了招安以後,它的下場就不如良民了。共產黨如果真要受了招安、交出了權力以後,它馬上就會遭受到不如臺灣和香港的待遇,也就是波蘭共產黨在交出權力以後的那些待遇。
所以,共產黨保守派一直在說,千萬不能受招安,這個道理是完全正確的。說老實話,我對共產黨內部的原教旨主義者的喜愛程度是遠遠超過那些改革開放幹部的,因為改革開放幹部實際上是全都在撒謊。他等於是在對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這些人說:大哥,世界已經從對抗轉向對話,過去的事情全都不算,以後我們都平等了,只要大家一起做資本家,你老人家跟皮諾切特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其實,沒有任何區別是只有在你還抓著槍桿子的時候,等你把槍桿子放下來以後你就會看出,你跟皮諾切特和佛朗哥有本質的區別。習近平是共產黨打出的最後一張牌,他的上臺證明共產黨不傻。
假如在中國垮臺的情況下中國註定要解體,那麼現在的中國主義有很多事情是不敢幹的;如果中國垮臺以後註定要產生另外一個王朝,那麼有很多事情就是他們敢幹的。這兩者之間的邊界條件是非常不一樣的。
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格局不同跟這一點很有關係,因為主持大局的美國人的談判立場不一樣。如果美國停止在朝鮮打仗,那它就要核平中國;如果美國停止在越南打仗,那它就會丟下南越不管,讓北越吃掉南越。因此在第一種情況下,美國在朝鮮的談判立場是非常堅定的,中國人非常清楚,如果談判不成功的話,下一步就要核平了;而越南戰爭談判的時候就是北越的談判立場非常堅定了,就是因為北越人知道,如果談判談不成的話,美國人就要單方面撤軍了。
假設新的大一統王朝會產生,哪些事情會做得出來而沒有底線?當然是集體的人口滅絕!按照我現在的推論來說的話,按照最仁慈的方式,產生無數黎元洪式的諸夏軍閥來分割中國已經是你所能指望的最好結局了,這最少也要殺五千萬人,指望中國和平民主化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任何其他的解決方法,比如內亞人的再度入侵,像成吉思汗那樣導致社會性的滅亡,是要死幾億人的。你讓共產黨收拾殘局,它也一定會消滅幾億人來維持自己的統治。所以,諸夏儘管在短期內是成功機率最小的,但在已知歷史推演中,這機率畢竟不是零,而且實際上是最仁慈的一種。